以人载道 以艺通心 从豫剧《重渡沟》看主旋律戏曲的创作之道

　　戏剧的对象是人，观众最感兴趣的也是人。当主旋律戏曲创作常常陷入主题先行、人物扁平、概念说教的困局时，豫剧《重渡沟》以血肉丰满的基层干部马海明的形象，将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化为可触可感的人间烟火，为主旋律戏曲破局提供了样本。

　　宏大主题的个体表达

　　部分主旋律剧目在观众中反响不好，往往因为其宏大主题没有落到实处。《重渡沟》的成功，在于将时代命题融于个体命运，以“小叙事”承载“大时代”，并敢于正视矛盾与痛处。全剧的核心驱动力，并非某一抽象的政策号召，而是马海明个人对种烟叶失误的沉重救赎之心，是乡亲们对眼前生计的忧心盘算，是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创作者精准找到了宏大主题与个体命运、情感诉求的交汇点。尤为可贵的是，该剧不回避现实的复杂性，真实呈现了扶贫工作的曲折及资本逐利与民众长远利益之间的尖锐冲突。该剧高潮部分亦呈现了悲剧意味，比如风雪中马海明落寞的背影，又如他那“我问溪水、我问瀑布、我问大山、我问翠竹”的叩问。这种对矛盾与痛处的真实再现，非但没有使主题削弱，反而因其深厚的现实主义底色，并通过主人公在困境中“千难万阻不退步”的坚守与最终牺牲而更具冲击力与说服力，实现了审美层面的升华。《重渡沟》一剧说明，唯有将时代精神融于个体的情感、得失抉择之中，敢于触碰现实的棱角与沉重，才能锻造出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英模人物的真实塑造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主旋律戏曲创作的困境，常常在于英模人物的塑造上。在某些作品中，这些英模人物往往成为理念的化身而没有了人情味。《重渡沟》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勇敢地将主人公马海明请下道德神坛，重归日常生活之中。他一登场，便顶着村民戏谑的绰号“马大煽”，这不仅源于他当过文化站长锻炼出的能说会道、爱玩摄影培养出的文艺范儿，也暗含了乡亲们对他曾盲目推行种烟叶导致全村血本无归的怨气。他并非完人，面对领导压力时他会“上蹿下跳”四处周旋，面对对家庭的亏欠时他会愧疚难言，甚至在升迁和责任之间纠结：“两壶水儿摆面前，我该去提哪壶水？一个是我能有个好职位，这职位可喜坏我全家；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这件事可以改变一个村……”

　　马海明在剧中所遇到的困境，不光独属于他自己，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可以说主角的每一次犹豫与权衡都是每个普通人的犹豫和权衡，如此一来，观众与角色就在这每一次具体的困境中情感相通了。这么塑造人物非但没折损英模人物的光辉，反而使其更可信，更能够让观众为之共情。当角色以鲜活人性示人的时候，他的崇高便诞生于与困境的斗争之中。他因乡亲不解而失落，因遇知音而激动；面对资本围猎时，他唱出了“咱不能为钱把乡亲的利益出卖完”的铮铮铁骨气节；在漫天风雪、调令将至的时刻，他展现出“罢官丢位不在乎，事不干成不瞑目”的决绝。这时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崇高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走向了某种理念，而是一位鲜活的共产党人为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而奋斗，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启示创作者：观众最感兴趣的永远是人，唯有在舞台上塑造出鲜活的人物，敢于呈现其内心的挣扎，英雄的精神高度才能在人性深度中自然淬炼而生。即便是作为对立面的赵老六，其从激烈反对到最终被感化的转变，也源于对现实利益的真实关切，而非简单的“落后”标签，这为主旋律叙事的配角塑造提供了宝贵借鉴，只有真实的人性弧光，方能为戏剧冲突注入深度与力量。

　　戏曲绝活的精彩呈现

　　对于中国戏曲的观众来说，看戏只看到一折曲折的故事、一个鲜活的人物等这些内容美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看到形式美，即精彩的唱腔和身段表演。正如梅兰芳所说“中国观众除去要看剧中的故事内容以外，更着重来看表演……观众的爱好程度，往往决定于演员的技术”。《重渡沟》充分满足了戏曲观众的胃口，其中第六场风雪中的高潮戏尤为精彩。这场戏中扮演马海明的贾文龙，连续完成“搓跪”“乌龙搅柱”等高难度动作，不可谓不惊心动魄，给予观众极大的审美满足。戏曲的绝活绝不能与人物的塑造相割裂，要使内容美和形式美统一。剧中的马海明以风衣替代传统水袖，在翻滚腾挪、跪搓前行的形体语言中，将马海明百折不挠的悲怆与孤勇外化为震撼人心的舞台意象。除了身段外，唱腔同样应直指人心，正如明末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所说“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马海明的核心唱段，无不是特定情境下情感与思想的自然流淌：面临调职时的内心撕扯，拒斥资本诱惑时的凛然正气，风雪独白中愧疚、眷恋与不屈的激烈交织。

　　豫剧《重渡沟》充分表明，讲好时代故事，必先观照真实个体，让宏大叙事汇入个体命运的细流；必先告别“高大全”的模式，拥抱血肉丰满的人物；必先敬畏戏曲艺术规律，使古老技艺成为塑造现代灵魂、传递时代强音的鲜活载体。唯有将这三者熔铸一炉，方能锻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责任编辑：王怡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