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系列代表中华文明精髓、彰显民族精神特质，并能被广泛认知的符号系统。推进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设，重要的是从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中，寻找那些能够集中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实物载体和文化空间。一个历史文化遗存能否成为中华文明标识，不能只看它的知名度和艺术价值，更要看它能否说明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它如何在长期历史中延续，如何吸收外来文化并实现转化，如何在多元汇聚中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龙门石窟，正是一处能够通过历史遗存说明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文化遗产。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龙门石窟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在中国石窟寺体系中，龙门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并称，各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莫高窟扎根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多文明交汇融合的历史见证；云冈石窟依托北魏平城政权而兴，集中呈现佛教艺术进入中原早期的宏阔气象；麦积山石窟地处陇右要冲，兼具关陇地域文化和山地石窟营建传统，尤以泥塑艺术见长。龙门石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紧邻中原王朝国都洛阳，经历北魏至唐宋四百余年的持续营建，保存了规模宏大的造像遗存、数量可观的碑刻题记，并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形成紧密的历史渊源和空间关联。由此可见，龙门石窟不仅是一座艺术宝库，也为理解佛教中国化、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大一统都城文明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换言之，龙门石窟的中华文明标识价值，并不是后世简单赋予的标签，而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步演进的结果。它的形成，离不开王朝制度、都城格局、社会生活、信仰实践和艺术创造等多重因素。今天重新审视龙门石窟，需要把窟龛造像、碑刻题记和空间序列联系起来，放回中古中国的政治文化结构、都城空间秩序和社会生活脉络中理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清龙门石窟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首先，龙门石窟见证了佛教艺术中国化的深刻进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伊阙佛龛开凿随之展开。最早开凿的古阳洞，仍可见受到云冈石窟造像传统的影响。佛像面容方圆，鼻梁高挺，肃穆威严，衣着偏袒右肩式袈裟，部分形制保留着明显的外来艺术特征，其源流可上溯至河西、西域乃至更广阔的佛教艺术传播系统。这些特征表明，佛教艺术进入中原之初，仍带有较明显的域外文化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龙门石窟展现了对外来艺术形式的持续吸收和转化。在古阳洞内，一些早期像龛的主尊造像尚存早期样式，而胁侍菩萨、供养人形象已显现出本土化趋向。特别是身着褒衣博带、高冠广履的供养人像，呈现出北魏迁洛后，士族衣冠和礼仪生活的时代风貌。佛教图像在这里不再只是外来信仰的视觉表达，而且开始与中原王朝的制度、礼仪、审美相互适应、彼此融合。

　　到宣武帝时期的宾阳中洞，这种转型更加清晰。洞窟主尊造像在衣纹、体态和神情上进一步向中原审美靠拢。东壁的北、南两侧原有《皇帝礼佛图》《皇后礼佛图》，皇帝、皇后、文武百官的礼仪秩序进入佛窟空间。礼佛图所表现的，不只是一次宗教礼拜场景，更是北魏迁洛后，政治文化转型的视觉呈现。佛教造像在此与王朝礼制发生深度结合，外来信仰被纳入中原政治文化秩序之中。

　　到了盛唐，龙门石窟开窟造像的中国化表达更加成熟。完工于唐高宗时期的大卢舍那像龛，规模气势恢宏，造像面容丰腴，神态庄严亲和，既有佛教造像的神圣庄严，又体现盛唐审美的雍容气象。与北朝时期相对封闭的洞窟空间不同，大卢舍那像龛采用敞开摩崖式布局，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观瞻视觉效果，既面向信众礼佛，也面向伊阙空间展开，成为王都轴线气象与“龙门山色”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阳洞到宾阳中洞，再到大卢舍那像龛，龙门石窟以连续的实物遗存，呈现出佛教艺术从域外传入、与中原文化互动、最终形成中国表达的历史过程。

　　其次，龙门石窟保存了多阶层、多族群共同参与石窟营建的历史档案。龙门石窟现存碑刻题记两千八百余品，其中许多有明确纪年，记载了开龛造像的时间、功德主身份和祈愿内容。文字有三十万之多，极为珍贵。它们把原本沉默的石刻造像与具体的人、具体的时代联系起来，使我们得以从石刻材料中，观察中古中原王朝的社会结构、信仰生活和族群融合。

　　北魏时期，龙门石窟营建主要由皇室宗亲、官僚贵族推动，大型洞窟大多规制宏大、位置显要，体现出国家力量和上层社会对佛教信仰秩序的塑造。随着时间推移，参与者逐渐下移和扩展。北魏晚期以后，地方官吏、普通信众陆续加入，小型像龛不断增多，开窟造像活动开始进入普通社会生活。到唐代，随着东都洛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提升，龙门石窟的功德主构成更趋多元，皇室、官员、寺院僧尼、工商行会、普通百姓，皆可在题记中留下姓名与愿望。北市丝行、北市彩帛行、南市香行等行会题记，说明城市商业群体也成为石窟营建的重要参与者。敬爱寺、净土寺、福先寺等寺院僧尼长期赴龙门造像，则反映出都城寺院网络与龙门石窟之间密切的信仰联系。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龙门石窟碑刻题记中保存了鲜卑、粟特等不同族群参与造像的记录。鲜卑元氏、长孙氏，粟特康、安、石、曹等姓氏，常见于中古文献和石刻材料之中。不同族群的功德主在此开龛造像，普遍使用汉文书写题记，遵循相近的发愿格式，祈愿内容多指向国家安宁、父母亲眷平安、亡者离苦得度、家族福祚绵长。这种现象说明，在共同的信仰实践中，不同族群不仅共享了同一文化空间，也逐渐接受并使用共同的文字体系、礼仪规范和价值表达。龙门石窟因此成为观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窗口。

　　最后，龙门石窟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石窟寺的重要特征，就是它与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特有的历史渊源，特别是与隋唐洛阳城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空间联动关系。关于这一点，霍宏伟等学者曾以“南北呼应、城窟一体”加以概括，颇能说明龙门石窟在都城文明中的特殊地位。伊阙东西两山对峙，伊水穿流其间，自然形成东都洛阳南向的天然门户。隋唐东都洛阳营建中，龙门所在的伊阙区域被纳入城市空间秩序之中，与应天门、天津桥、天街、定鼎门等共同构成南北相贯的礼制轴线和视觉廊道。《唐六典》等文献关于东都洛阳形势的记载，也反映出伊阙在都城格局中的特殊地位。

　　从洛阳城南出定鼎门，陆路可直抵龙门；沿伊水而行，水路亦可通达石窟。站在都城高处南望，可见伊阙山水；自龙门回望北方，洛阳城郭宫阙亦在视野之中。唐人诗文中，关于龙门与洛阳相望的描写并不少见。白居易诗句“龙门翠黛眉相对，伊水黄金线一条”，正反映了这种山水、城郭与人文景观彼此映照的格局。石刻题记中“密迩京华”“北走鼎门”等表述，也从当时人的视角说明，龙门石窟并非远离城市的山间佛窟，而是与东都洛阳紧密相连的都城南部礼制空间。

　　这种空间关系，使龙门石窟的兴衰与东都洛阳发展密切相连。北魏迁都洛阳后，伊阙龙门成为皇家营建的重要区域。隋唐时期，东都洛阳作为国都所在，龙门石窟营建随之进入新的高峰，东、西两山均有大规模开凿。卢舍那大佛面向东都洛阳中轴南向通廊而立，以宏大的尺度、开阔的视野和庞大的造像组合，成为东都洛阳南端极具象征意义的视觉地标。由此可见，龙门石窟不只是宗教礼拜场所，也不只是艺术陈列空间，而被纳入大一统王朝的都城秩序之中，成为都城文明和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龙门石窟的文明标识价值，来自三条相互贯通的历史链条：一是佛教中国化的艺术演进链条，二是多阶层、多族群共同参与的社会生活链条，三是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深度关联的历史渊源和空间秩序链条。开窟造像、碑刻题记、都城礼制，三者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说明、相互印证，共同构成龙门石窟的文明叙事。也正因为此，龙门石窟能够超越单一艺术史或宗教史范畴，成为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实物样本。

　　今天，加强龙门石窟保护传承，既要重视岩体加固、病害治理、本体保护、环境监测等基础工作，也要重视历史信息和文明证据链的挖掘整理。对于龙门石窟而言，一尊造像、一品题记、一段崖壁、一处景观，都可能是解读其文明价值的关键环节。同样，龙门石窟的价值阐释，也应从一般性叙事讲解走向更深入的文明阐释。面向今天的公众，我们更应讲清，龙门石窟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它与东都洛阳是什么关系。北魏到唐代的造像风格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背后反映了怎样的文化传承。崖壁上的题记为什么重要，它们如何记录不同阶层、不同族群共同参与文明建设的历史。只有把这些线索贯通起来，公众对龙门石窟的认识，才会从欣赏造像之美进一步走向理解其内涵之深。

　　这正是龙门石窟能够成为中华文明重要标识的根本所在。它以连续的造像遗存、丰富的碑刻题记和独特的都城空间秩序，集中呈现了中华文明在吸收外来文化中不断创新、在多元汇聚中形成一体、在制度建构中延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龙门石窟，就是在守护一处可见、可读、可证的中华文明重要现场。

　　（余杰 作者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河南省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孟媛